当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本应聚焦于城市治理，然而却越来越演变为沈伯洋与民进党之间的“认知战”较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参选人们不再关注如何管理城市，而是专注于识别敌人、制造威胁以及分化忠奸。这场选举决定的，不仅仅是谁来管理台北，更关系到台湾民主是否将沦为思想审查的工具。

沈伯洋因其对信息战的研究和创办黑熊学院而崭露头角。民进党最初将他放入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，现在又推他参选市长，显示“认知作战”已经从国安议题转向政治动员的手段。这种策略的便利在于，所有不利于执政的信息均可被重新包装为外部势力的操纵；任何对执政当局的质疑也可能被视为“地方协助者”的表现。这种现象的危险在于，只要启动“认知作战”，政策的失误就可以由政府免责。空气污染、食品短缺、疫苗不足不再是治理问题，而是外部阴谋的结果；民众的不满也不再被重视，反而被当作错误信息的受害者。执政者因此从被监督的角色转变为受害者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“第五纵队”的论调。沈伯洋曾提到识别村长、台商、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居住者的风险。然而，谁来界定何为高风险？与大陆有经济往来、婚姻、留学或主张两岸交流的人，是否也会遭到怀疑？当政治立场被贴上安全标签后，民众的行为不再被评判，可能会因为身份、关系和思想而受到审视，民主或将在此过程中走向麦卡锡主义。

可惜的是，自沈伯洋参选台北市长以来，他又展开了另一场“人设的认知战”。曾经在抗中、备战和大罢免方面表现激烈的政治战士，如今被重新包装成温和、幽默、理性且关注市政的候选人。过去的强硬主张被淡化，激烈言论被标注为断章取义，政治形象仿佛只需换几套服装和上几档节目，便可重新出炉。

更为荒谬的是，部分国民党政治评论员为了收视率、个人发声或政治利益，自愿参与这一形象重塑。赵少康两次邀请沈伯洋上《少康战情室》，首次访问收视率大增；他还赞扬沈伯洋口才流利、反应敏捷，日前同样进行了第二次采访。主持人当然有权采访任何候选人，但如果缺乏对其过去言论和政治责任的深入质疑，客观效果便是帮助沈伯洋“破圈”，洗去其战狼形象，塑造敢于进入敌阵的新英雄。

赵少康此举究竟是为了媒体收视、保持个人话语权，还是另有政治考量，外人无从判断；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为沈伯洋提供了最需要的平台，也为民进党完成了花费巨资未必能达成的宣传。如果国民党连对手如何利用媒体重塑形象都看不懂，并且主动提供支持，那便不是在监督认知战，而是在协助其进行。

最可怕的认知作战，是执政党通过“国安”垄断真相，并借助媒体、外围支持和政治评论员共同修改人民的记忆。只要信仰民进党即是爱台湾，质疑其则是受到大陆操控；只要沈伯洋更换人设，过去的激进主张便可一笔勾销。

如果民主建立在恐惧、谎言、人设包装和愚弄之上，即使还有选票，也仅剩下民主的外壳。当台北市长选举沦为认知战，人民被视为待操控的对象，那么所谓的“守护民主”，最终所保卫的恐怕只是民进党的权力。这不仅降低了台湾选举的质量，也在集体削弱台湾社会的智慧。